第四编 赤祸洪潮吞噬了中国
第十六章 战争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问题从开始便有许多误说及争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共产党是有计划这样做的。
蒋委员长的真正的目的是全国统一。这是他一向的目的，到了台湾，他的目的仍是如此。但是在我从中共区逃出的两年间，我曾旅行于东南亚，欧洲和美国，共产党宣传的成就，使我颇觉惊骇，他们攻击蒋委员长是反对国家统一的。甚至到了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罗斯福夫人还在她的专栏里写称：
「因为蒋介石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政府，共产党才能够扩展强大而完全攫取过中国。其他在政府中已经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家都生存得很好……」
这自然是和当代历史事实不合的，但我愿就我自己的经验和见闻直接加以叙述。一九四○年我曾看到太行山共产党大规模施用的军事阴谋。他们有计划地消灭了六万众的三个军国军，但却不去袭击五十哩外的两万名日本军主力。
每当我读到蒋介石「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政府」而使共产党攫取到中国一语时，或当我听到其他的谎言攻击蒋委员长一意对抗中国共产党而不抗日的时候．我便希望所有那些不明真像或遭受朦骗的人们，应该到中共占领的中国乡村里住一下，亲眼看看他
们的行为；或者应该同我一起作那一次穿过三省，历程一千二百哩，登山涉水，骑脚踏车或徒步的六周旅行，沿途并须躲避日本和共产党的战线。那时他们也许会看出，二十五年来中国之未能统一，全由于共产党坚持著要在国内自己单独组织政府及拥有私人军队。坚持这个问题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自尊的政府，都不会允许一个少数党团体对自家权势作如此的轻侮。林肯曾经勇敢地面对著这样一个问题，并使美国从事内战以维持联邦在宪法下的统一。
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纷争，到一九四○年及一九四一年间爆发，其间背景可以加以简单叙述。前此我曾经谈到在那些环境和压力下蒋委员长接受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及共产党之如何发布秘密命令不守誓言，此间我愿再叙述一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初期的几件重大事件。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与共产党从事调解以谋全国统一。并特别规定如下的调解的条件：（一）取消共军编成国军；（二）解散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他类似的分裂组织；（三）共产党停止宣传，并接受三民主义；（四）停止阶级斗争。
这些条件都经共产党「欣然」接受，政府也认为共产党有此诚意。
七个月后，一九三八年四月，军事改组开始。朱德与彭德怀所统率的八路军，改编成中国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派驻第二战区，在山西北部对日作战。
一九四○年共军又增编一个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在南京及武汉地区对日军作游击战。 总计当时十八集团军兵力为四万五千，新四军兵力为一万。
最有趣的事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吕正操曾约我作一位共军将领。他向我提出这项请求已非一次。他常这样说：「我们会获到胜利，你最好加入我们这一方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蒋委员长坦白地告诉周恩来说，他希望共产党的两个军都听从政府命令。他声称政府必能坚定保持对所有军队的公正态度，如果共产党接受并执行政府命令，他们的军队便会接受到与其他部队的同样待遇。但他又指明，他对共产党之坚持要求自主，不能容忍。
当安徽的新四军违背了誓言，侵入政府军队的战区内时，首次的纷争便发生了。这次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年一月，刚好在新四军改组完成之后。后来据新四军的官员们说，新四军根本不想服从委员长的命令，而只打算扩充共产党的控制区。共军和政府军的冲突造成了一项危机。政府为了维持军纪计，只有采取唯一措施──解散抗命的军队并逮捕叶挺。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试观察新四军在这一年里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们完全藐视誓言，并利用与政府的合作来扩张势力。新四军在一年前整编时仅有五千人。
后来以偷袭国军及强迫国军兵士加入共军的方法，半年后人数扩充三倍。它便利用这些残暴不法的军队来扩充新控制区。强徵人力以协助新控制区的扩展，一向是共产党的主要目的。
但是蒋委员长不愿意把中国的叛逆事件传到国外。他认为这是一项纯粹的国内问题，如果在国外广泛讨论或刊载起来的时候，便有失全中自的体面。因此这项消息就未予发布。
共产党晓得所有外国特派员一定已经获晓这项消息，便先声夺人发表出他们自己的新闻。以后政府再做解释时，自然要受到怀疑心理的判断了。共产党在宣传上很有技巧，他们老早便计划好他们的策略，若干年来一直在发动宣传，赢取到外国特派员的友谊，邀请外人到延安参观，并且周密地布置好参观路线。他们优渥地接待著这些作家和观察家，安排起极有利的环境，等报导刊载出以后，自然是对他们有利的。
特派员们参观的路线都经过审慎地检查，一切都经过极小心的安排。尘土扫在地毯下面，院子收拾得很整齐，访问人员所看到听到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希望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东西。
一九三八年当哈都翰逊在吕正操的导游人陪同到安国参观的时候，我曾告诉他说：在被保护下旅行中共区，你所听到的「是」便是「非」，「黑」就是「红」；中共区内的外国人，还很少有机会能对参观的外国人讲这样话。
共产党早已预想到新四军的叛逆行为会要摊牌，并确信外国的舆论会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乃是恶劣待遇与不公平歧视下的牺牲者。更不幸地是若干思想左倾的特派员竟从表面上判断共产党的报导，而予以扩大发布──特别是在美国如此。
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对付措施，它所发布的新闻太少也太晚。如果关于新四军阴谋叛逆的证明文件在未发动前便为政府获到的话，那样便可以使世界舆论相信是共产党不服指挥了。在实际上从新四军被俘领袖身上所获到的阴谋证据，也未曾公布。
国民政府的新闻发布政策，此后一直没有什么重大改变，遇事保持沉默的态度使共产党占了不少便宜。他们不停地撒谎，侮辱，他们认为只要谎撒得大，继续的时间长，人们便会相信那是事实。
任何人如果不晓得共产党的阴谋，便不必多谈中国统一，也不必不负责任地归咎政府。这不是什么神圣「革命」，而是无政府主义。
我亲眼看到共产党的阴谋，处处在打击政府的忍耐。共产党的各种威胁，迫使得蒋委员长解散新四军并俘虏叶挺。
这里再让我转过笔来叙述另一件事。
一九四○年二月我涉险到中国自由地区去会晤雷鸣远神父。那时他正在军队里服务，领导圣约翰耶稣兄弟会作救护伤兵工作。我只晓得雷神父和部队驻防的大概地区，中间必须通过共军所控制的地带。那时候日本军队控制著铁路线，我无法搭乘火车，因为日本人把我看成是亲中国份子，禁止我坐火车到任何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不会发给我通行证或护照。
我只好和我的同伴安逊尼拟好一条纡回前往的路线，躲开日本军队所占领的村庄，向著西南方以顺德县波兰教会为第一个目的地。我相信我可以骑脚踏车直到顺德。后来由事实证明，我这项计划是完全对了。
第一天出发我仅走了一百华里。因为沿途我必须停下来受几次逮捕和盘问，所以只走了这些路程。那时共产党所控制的乡村地区都实行戒严，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旅行。纵使持有共产党特别通行证的村民，也无法超过他所住的村庄辖区。
共产党的旅行限制很严，他们建起一层层的竹幕，限制人民往来各区。一个共产党员可以随意行动，非共产党员则寸步难行。非共产党员旅行时须向当地共产党当局请领通行证，活动地区，最多不过包括十几个村庄。到邻近村庄旅行可以由当地共产党当局准许。
但到另一区旅行中间经过十几个村庄时，便须由这两区的负责委员签发通行证。如果旅行地区达到几个区所辖的六十个村庄时，便须由更高的负责当局签发通行证。
一般的农民，自然找不到这六十个乡村中共产党官员的所在地，即使较富有的农民也无法做到这一点。领取通行证全靠一个人的机警和幸运，因为这制度的本身不仅要限制区内各村间的旅行，并且要取消到区界外的旅行。共产党冷面无情地审核通行证。通行证的类别很多，「村庄通行证」，「区通行证」，「县通行证」，「省通行证」，「政府通行证」等，必须找到区，县，省或政府的共产党官员签发。
我在当晚抵达赵家庄之前，曾经被捕两次。我身上带著一张普通通行证，虽不是特别通行证但总比村庄通行证好一些，结果都能获准通行。
还有一次我的脚踏车几乎被击坏。如果脚踏车坏了，那才真正苦事。事情发生在一个村庄的进口处，共产党在那里派几个儿童作哨兵。这些是在儿童队里服务的「小鬼」，供乡村地区下级共产党员的差遗。这些孩子带著短棍把在村口，骑车的过路人如果在命令「站住」之后未能迅速停车时，他们便会用棍子向车轮打去。幸亏我从车子上跳下得很快，车子没被弄毁。
这些小孩子们向我问口令，并且叫我高声读出附近庙墙上的三个大字。共产党这项新政策有几点目的，村口上贴的三个大字每天更换一次。这些「小鬼」们有很大的权力，执行命令时很粗野，他们比那些每天通行此地的目不识丁的农民，总多有些知识，在这一点上，他们有权力命令比他们年岁大的人。他们对那些不识字的男女加以嘲笑，把他们留在那里，强迫他们反覆诵读那几个字，直到认清记熟为止。这种强迫「教育」是共产党训练中的一部，以期使农人至少能认识共产党的标语。并且也可以使儿童们染上目无长上的心情。
每一次我被这些共产党小鬼捉住的时候，他们便由一个人陪我到村庄里的共产党总部。每一次我都须反覆解释我的身份，说明我旅行的使命和目的地。走出村口的时候，我还须拿出通行证，答出口令。由于沿途的耽搁，无怪从清晨动身到夜晚十一时才走出一百华里。（约合三十英里）
第二天，我走到了刘家庄，这是我教区内的天主教村庄。我们曾在这里设立一间中学，一个孤儿院，一所教堂和教士住宅。
几天以前，日军曾侵入这带地区，共产党在学校里架起机关枪抵抗，使日本军炮火集中到这一带建筑物，死伤许多村民。日本人采取报复手段焚毁教堂，若干村民又在救火中丧失性命。我尽量协助村民处理了些紧急工作，在次日天未破晓前动身。
第三天我抵达唐村，停留两天再向卞村出发。唐村和卞村之间是一带无人地区。日军驻防在靠近铁路的一旁，共产党据守铁路另一旁，中间条地带最为危险，土匪出没无常，
目无法纪，时有劫掠发生。
唐村的人警告我小心，告诉我不会安全地通过这块匪区，他们会劫去我的脚踏车，甚至把我杀掉，但是我必须走，最后，一位村民承认他认识那位土匪头，他会请他保护我。他自言自语地走了出去，随后带进一个青年小夥子，推著一部脚踏车。
那位村民告诉我说，这年轻人作我的向导，我必须听他的指示。我们一起出发了，骑著车走向村外的大道，许多农夫都荷著枪在田里做工。
约摸走到离卞村还有一半的路程，也正是匪区的中间，我们走近一个极小的村庄。一位面貌和善的老人，两手各提著一个鸟笼子缓缓地向我们走来。看样子他是走出来溜百灵鸟。当他走近我们面前，我那位向导赶忙从车上跳下，我也随著下车。那位青年小夥子向老人叩头，讲话极为恭谨。我也鞠躬表示敬意。
那位老人打著招呼欢迎我们，和霭地对我讲话，请我到他家里休息一下喝杯茶再赶路，我向他致谢并表示歉意，说明我必须赶路要紧。他笑了笑点首告别，悠然地溜著百灵鸟，真像一位中国的老哲学家一样。我们踏上脚踏车，穿过村庄再向大道驰去。走出村庄后，我那位向导转过头来对我说：「刚才那位就是土匪头」。
「那个溜百灵鸟的老人？」我惊异地问他。
「正是他」。他回答著说。
我惊愕得讲不出话来，没法把那位态度和霭如此喜欢百灵鸟的老人，和一般态度凶暴满面髭髯的土匪头相对比，这样的老人竟受著日本人，中国人甚至共产党的敬畏。我一路上想著这件怪事，直到和那位向导分子告别的时候还在百思不得其解。
以后我又继续走了几天，沿途没遇到事故。我走近顺德城了。顺德是一个大县城，城里面有一个大波兰教会，附设一所医院，院长是森尼维神父。他是一位医学博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军医。战后返国时，夫人已经逝世了。他把女儿交给修女照顾，自己专心从事于眼科工作。不久他对宗教发生兴趣，把家眷安排好以后，做了教士加入芬逊特教会。以教士身分，他不能在波兰行医，但芬逊特教会于一九三○年在中国开办了一个教会，于是他便来到中国开设一所眼科医院。
我到中国不久便认识了森尼维神父，并由他那里得到许多技术的援助。河北省人口总计有三千二百万，在经济上无法自给。若干人都移到东北或蒙古，否则便须在家乡渡著极贫苦的生活。因此，改进中国经济及提高生活程度便成为主教和我所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人民晓得我们的诚心和用意，教会不仅完全从事于宣扬福音，并同样关切人民的物质幸福。我们开设学校，并训练中国人改进他们的农业方法。但是健康问题乃是一项极追切的问题，于是我开始集中力量，做些改进卫生情况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我在安国县开设第一所小施药所。我送许多教堂里的青年男女到顺德森尼维神父处受训。他每年收六名男教友和六名女修士。一批受训回来从事服务后，我便再送一批去受训。森神父的条件是他们必须为穷人服务。他们不仅学习眼科，并学习小儿科，及中国所最流行的其他疾病。我们对老百姓解释我们施诊的原则，穷人免费，富人付钱。
我们这十几个人竟完成了许多大小的奇迹。一九三七年他们曾医治过五万病人。这是一段非常期间，因为战火已经燃到安国，我们曾经救治了许多伤兵。
这时候我不再追想以往了。眼前就摆著一个现实问题，我怎样走进城门。我把脚踏车和衣服书籍的小包藏在城外，在一个小教堂里洗了洗脸，一点行李不带步行走向城门。一位中国人和我同行，向守城门的日本兵证明我是当地教士。守门兵上误认为我是一位城里的波兰教会神父，这倒正合我的希望。他放我进入城门，我迳直跑到森神父那里。我现在已经走出三百多英里，已经接近太行山。雷鸣远神父就在山里某地，我必须在顺德打听好他的确切行踪。但是共产党军队也都布满太行山里。当穿行他们所认为是自己领域的太行山时，我必须找出些使他们满意的理由。自然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去找雷鸣远神父和他的野战病院和国军。
但是我并不是毫无准备的。在我离开安国之前，我便传出消息说是要到顺德的一个著名眼科医院去医眼病。事实也是对的，我希望森神父能替我检验一下目光，并给我磨一副新镜片。但是我必须有一个极显著的就医理由，以通过共产党的盘问。
森神父正好能替我造出这样一个理由。他从我的臂上静脉里抽出一点血，注射在脸皮上，我的眼睛立刻变得通红，真好像是一个害眼病就要双目失明的人一样。
这次的注射效果，一直延长到我完成了目的──会到雷鸣远神父──再返回安国以后。这次的注射，甚至把眼球虹彩的蓝色都弄得血红，朋友看见吃惊，敌人看见也吓一跳。我们随便走到那里，安逊尼「作得更像煞有介事」。他搀著我，领著我，真好像我瞎了一半，他并且告诉人们远远躲开，以免传染上那样可怕的眼病。
有许多次，共产党哨兵检查我通行证的时候，都把我远远推到不致传染上的距离，并且骂道，「老暴发火眼，快滚开。」我听到后不觉心中暗笑。
第十七章 太行山之行
当我离开顺德波兰教会后，我感到有些害怕。这并不因为我们在离开顺德后立刻便要深入太行山而开始一段艰苦的旅行，乃是因为太行山是被共产党的一位最粗暴将领所盘据的缘故。这位将领便是刘伯诚。刘伯诚曾在莫斯科红军军校攻读三年，是中共第一位受彻底俄国式训练的将领。他以战场负伤享名，混名「独眼龙」或「刘独眼」，因为在某次战役中负伤，瞎了一只眼睛。
刘伯诚在二十几岁上的时候便是一个道地的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曾加入俄国军队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作战。我真不想碰到「独眼龙」。
在旅行途中我化名为六安佛兰克教会的杨神父，但我总担心会无意中露出真像。我记住许多六安的人名，并准备在沿途受盘问时讲出关于六安的情形。这一切都不像我预料得那样困难。我们一路走得很快。
太行山雄伟壮丽，峭峰高耸，直入云霄，真像宋代人所绘的山水画。我们既要赶路，又要时常警戒，来不及有多余的时间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在一天之内，我们曾经走过九十多华里的路程。这一趟山路旅行，我穿坏了几双山西草鞋。
我们走了五六天的光景，到了河南境内，一头骡子替我们驼著行李杂物──里面有雷鸣远神父的书籍──另有一位山里人替我们领路。突然间在一个夜晚，山路里昏黑得不辨 方向。
我们走到武安的时间，找了这个领路人，因为当地人告诉我们，前面的山路最难辨认， 本地人有时还迷失方向，外人走进后更难望走出。
我认为我不应该贪图赶路忘记了日已西沉。黑暗突然在一霎那间笼罩住整个山谷，我们只好在仅通一人的涧道上摸索前进。涧道一旁是直插入云的峭壁，一旁是几百尺深的山涧，涧底流著激荡湍急的山水。只要一步走错，或脚下偶一不慎踏上一块小圆石子．便会葬身涧底。
我走在最前面。我喊著那位领路人，告诉他看不清前面的路径。领路人回答说，他也有些害怕，他准知道再往前不远涧路便会宽一些。
我们一寸一寸地向前摸索，时间走得很长，但路途却走得不远，渐渐地涧路宽一些了。 这只是在感觉中如此，实际还是昏黑得不辨一物。
「让骡子在前面走」，领路人向我喊著。我们稍微转动一下，骡子走到前面。
「拉住它的尾巴」，领路人从后面喊过来。「我们拉紧，不要走散。」
我紧紧地拉住骡子的尾巴，安森尼拉住我们长袍，领路人拉住安森尼的长袍。这样由骡子前导，我们小心翼翼地循路而进。骡子一面嗅著，一面在涧道上踏著安全的地面。
我们这样走了三小时。那正是二月天气，气候冷得很。沿途有冰雪的地方，更使我们备感艰困；终于在当晚十点钟安然赶到口镇的外郊。口镇是山西路上的一个市镇。
这个山城地位险要，共产党派有重兵防御。总部设在山头，居高临下，正俯视著这条孔道。哨兵从老远便听到骡蹄踏在岩石上的声音，其中一个高声喝住我们问口令。我不晓得这区的口令，便举起手来答道，「天主教会的」。上面停了一下然后说道：「先来一个人。」
我让那位山里人走上去用本地话解释。随后他们喊我们上去走进村庄。那时天色已近深夜，我们已经冻得半僵，肚里又饥，但还须经过共产党官员长时间的盘问和谈话，然后我们才被准进入当地的教堂。
第二天是星期日，恰好教堂的教士不在，我便向村民讲道。当我吃饭休息的时候，他们走进来和我谈话，他们对我所讲的话都很感觉兴趣，并且都有强烈的反共情绪。但当我们都聚在一起时，他们就很少谈共产主义，当以后他们个别和我谈话时，我才发现他们都希望国军赶快进来。在这里照例地我又向人们打听雷鸣远神父的下落。像猜十字谜似的我把各处打听的消息凑到一起，渐渐找出一些端倪。据这里的人们说，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看到过他，听说他目前正在一个河北省的村庄闹子村。
幸喜我现在所到的地方是河北与河南犬牙子交错的地区，我可以很容易地走到雷鸣远神父所在的地方。我听到这项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刻想兼程赶去不再想多事休息。当我把消息告诉安森尼时，他也立刻精神振发起来，吃过早饭后，我们立刻动身仍循原路向闹子村出发。和我们一齐来的那位领路人，指著山头上国军所建的堡垒告诉我们，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也驻防在这山上。
「但是共产党对这件事不高兴，」他说。「他们不希望国军驻在这里。他们想把这座山据为己有，作为一个根据地。」
我向他详细地询问一切，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违反誓约，还未演成政府与共产党领袖间的公开破裂。但是我从我的经验中看出，不管共产党如何在说仇恨日本，如何在宣传抗日「必胜」，但是表面上和骨子里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已经在谣传说，共产党纵使不和日本人合谋，至少他们在行动上是和日本取得默契的。这种怀疑很快地便变成悲惨的事实。
这地方的人民都看到战争会很快地爆发，我的那位领路人并且嘱咐我特别小心。我在穿行山路的时候，一旁是政府军队，另一旁是共产党军队。到雷鸣远神父所在的闹子村，必须穿过河南省，这一带正由国军驻防。
我还能回忆起，当我到了国军驻区又看到三年来所从未看见的政府标语时的情形。
我们在一天傍晚抵达闹子村，但雷鸣远神父已经在几天前离开了。我当时深觉失望，但是我立刻又定下心来，这条线路我毕竟是走对了。
我们又获到雷鸣远神父所去的方向。我们必须穿过国军基地，向南向西，经过九十七军防守山地的堡垒。
第二天早晨动身不久，我们被国军的第一个前哨阻往。哨兵盘问了我们一下，立即放行。中午，我们到了河北省主席鹿锺麟的总司令部。他的司令部，设在河北省最边上的山顶村庄。鹿锺麟有一队很精锐的骑兵，大部都由中国天主教徒组织。我会到鹿锺麟，他对我表示极热烈的欢迎。他们告诉我，雷鸣远神父已经在几天前离开这里，可能是到山西南部，我听到后又受到严重的打击。这不是一个短程距离，我必须再走两三百英里才能找到他。多日来我在各地搜得来的零星线索，好容易刚要接近又告分离，结果竟还是赶错方同。
我们在当天又继续南进，当晚抵达涉县。我晓得天色已晚，再赶路又要错过宿头，这一带的山路，比较我们上一次晚间摸行三小时的山路还要凶险。
涉县县城位于清河岸。周围都是山头覆雪的高峰，山坡上生满枞树，在白雪相映下，更显出碧绿。我们沿著河走上一条平坦的大道，到了一个村庄。村庄上的小客店里挤满旅客，但店主人却是殷勤招待，连称礼貌不周。
「我们只有几个鸡蛋和一些面粉，我想也许不太好。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做几张烙饼，」他笑著转身出去。不大工夫，把热茶和饭一齐带进，吃起来倒极适口。
这是一个极小的客店，已经有十个过路的农夫在这里投宿。客店主人搔著头皮为睡觉问题伤脑筋，最后他想起一个解决的办法。
像这样的小乡村客店里，只有一铺大坑。无法容纳十个旅客再加上安森尼和我同时睡下。 店主人说道：「每个人把衣服都脱光，那样可以少占一些玩方。睡倒时挤在一起，不准翻身那样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子了。」
我们都点头表示同意，没有人抱怨。大家都睡一睡总比几个人没地方睡要好得多。因为明天还都要赶路。
我们都这样睡下，像铅笔插在匣子里一样，很快地都睡著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清河的凉水里洗了个澡，随即动身南下，渡过浊漳河。我们走了一整天，傍晚到了山里的一块平旷地区。一块广大的平原在面前展开，远远地望见林县城墙，那天早晨，当我们走到距山路出口不远的地方，我们曾通过孙殿英将军的第五军总司令部。许多兵士们还向著我们挥手微笑，我真想不到在几天以后他们竟和其他的国军被共产党消灭在那里。
林县周围比我们以前所通过的山城村落人口稠密得多。在县城的北郊，我竟意想不到地遇到一位故友。这位兵土的原籍便是我的教区，我们竟在七百哩外的异乡相遇。我一眼看见他便向他打招呼，他高兴地跑过来向我寒暄，并且问起家乡的情形。我忽然想到他也许晓得雷鸣远神父的最近消息。不过我料想到关于雷神父的消息，他不会比我知道得更多，因为吕正操的骑兵队也许早晓得了他的下落，我还须再走一百多哩路才能追到他。我只是顺口地问他一句是否知道雷鸣远神父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里，」他一面说著转过头来指著前面一所不足十码的房子。
我惊喜过望地发起呆，他看著我的面孔，认为我没听懂，领著我走到门口。但是我立刻清醒过来，跑进大门，走进房门，看到了雷鸣远神父。我们几乎有两年不见了，相逢之下，不禁喜泪交流。
我们谈著我的旅途经过，他也告诉我在野战病院的工作情形。他极想知道共产党地区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便将亲身经历和听到的事情向他详细叙述。我越说他越伤心，但他仍请我继续说下去。他想知道一切的详情，因为他对共产党再无任何幻觉。
以前，雷神父总想发现他们的一些优点，战前，当他来往于山里的几年间，曾经遇到许多共产党领袖。朱德曾经到山西去看他，向他表示他的友谊和爱国情绪，雷鸣远神父一时曾被他所朦蔽，因为他已经在中国住了四十多年，深爱中国人民，并已弃绝了比利时原籍而成为中国公民。
雷鸣远身后面的墙上，悬有蒋委员长的像片，并有委员长亲笔所题的奉行格言：
「偷生则国家危殆舍己则国家永存」（此格言系依照英文译出，原文是否如此不详。）
当我看到这两句格言的时侯，我不禁想起两年前我在安国的另一面墙上所看到的另一句题词。
那年我到安国县一位共产党区长那里去接洽一些事情。那里和所有其他中国机关一样，永远悬有孙中山先生的像片。那天，孙中山的像片取掉了，换上一张史达林的像片，上面写著「史达林同志。」当那位区长走进我们接洽事务的时候，他注意到我总在看那张像片，他假装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我真想替你们教会多做一些事，」他说，「可惜教堂是外国制度。」
这位中共官吏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苏俄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它可以统治所有阶级。中国过去的辉煌历史是不足道的，只有「新中国」才有价值，而这个「新中国」，却是在一个野蛮外国思想的命令下，由那些高高在上的强徒，榨取人民的血肉而造成的。
当我在林县和雷鸣远神父一起工作时，他听到了圣约翰兄弟会十二位教友被共产党活埋的消息。如果他对共产党还有丝毫幻觉的话，这项消息也使他的幻觉全归消灭了。在这种打击和忧郁下，雷神父病倒了；野战病院工作队和救济队人员也都为之抑郁不欢。
我也因此而感到悲痛，但只能加倍努力工作以分担他的痛苦。我追寻雷神父的目的，主要是要撰写雷神父所建立起来的教职条例。当十二教友被惨害的消息传来后，我们还在埋头于著作，这简直是个讽刺。
我在二月二十八日抵达林县，我们每天工作，一直到三月七日。这一星期里，我看到雷鸣远神父的面色是如何惨白，我想到在工作完成后便须离开，不禁感到黯然；但同时又想到他将转到一位较大的城市接受较好的医治和疗养，又不禁为之一喜。
三月七日那天，当我们工作完成时，我们听到共产党已经在我们几天前通过的山地里向九十七军展开全面袭击。当地人民所担心的共产党要和国军展开大规模的战争，现在成为事实了。我们很觉不安，因为林县没有军事防御，最好的方法是到姚村的新五军总司令部去避难。姚村在林县北面，我来的时候曾从那里通过。
决定后，便立刻出发，雷神父安森尼和我，还有两百名工作队人员一齐逃奔姚村。第五军在我们周围的东南西三个村庄上都驻有少数军队。我们一直北上奔总司令部。
共产党军队在刘伯诚的指挥下，在夜里包围了总司令部和姚村，并在次日清晨切断第五军总司令部和其他三个村庄驻军的联络，并把三个村落分别包围。
我们恰好能够及时赶到姚村。姚村是一个很大的镇，但是完整的房屋很少，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日本已经轰炸若干次。我们费了很大时间挨户寻找借宿处，最后一个好心肠的人才把我和雷神父领进房去。我们又是和许多人并肩躺在一个大坑上过夜。
第二天是三月八日，战争仍在进行。我们去会晤孙殿英军长谈论作战计划。他很兴奋乐观，并且告诉我们，九日晚间他将以无线电通知所属部队，集中兵力突破共军阵线，会合山西境内的国军主力。雷鸣远神父和他的工作人员自然都愿意随著孙殿英的军队转进， 但工作队里有两位负责看护伤兵的中国籍修女。「我不能冒著险使两个妇女留在军队里，」孙军长对雷鸣远神父说。「你必须把她们留在这里。」
雷鸣远神父担心她们落到共军手中时会遭到不测，便问我是否能把她们带回安国。我晓得这是极困难的事，因为我在回去时还领穿过共产党战线，但是我答应下来。我心中纵有多少疑惧，也不愿露出，因为无论加何我不能使他烦恼。
两天战事进行中，我们深感不安因为我们晓得周围的情形，我们不敢说会有什么事发生。九日清晨，共产党炮火暂停，这是我们动身的最好时间。但当我们动身前，我必须先找一头驴；我们四个人必须走在一起，否则便会失踪。一位兵士替我们找到一个有驴子的农夫──这是留在村里的唯一老百姓──但是他不愿卖掉他的驴，在兵士的百般劝说下，
他加入了我们的团体，我们也可以得到一头驴子。
我在前面领路，两个修女随在后面，再后是村民和他的驴子，安森尼押队。雷鸣远送我们动身。他挥著手向我们告别，站在路上目送我们向北出发。我转过身来向他挥手，不觉一阵心酸，因为我觉得我们从此不会再晤面了。他好像也有同样感觉，每当我回头瞥望的时候，他总向我招一下手。不久，他的影子渐渐模糊在尘埃之中，这是我最后看见他的一霎那。
我们沿路北上，时间不久，我们被共产党兵士阻住盘问。
「你们从那里来？」哨兵问道。
「姚村，」我回答说。
「你们在那里做什么？」
「我是被国军拘留的」。
「那两个女人是干什么的？」
「她们是帮助老百姓做事的」。
「你们到那里去？」
「就到山那边」。
当共产党盘问你到那里去的时候，你最好就说前面最近的地方。如果你去的地方太远时，解释起来便发生困难，因为你去的地方越远，共产党也越怀疑。当我受到盘问时，我总告诉他说是到前面几哩路远的庄村。
哨兵坚持著不让我通过，他的怀疑也引起我的怀疑。从他的坚强态度中我料到一定是有些事情发生。共产党不愿意使旅客晓得。
我们双方弄成僵局。他既不肯离开岗位带我们去见他们的团长，也不许我们自己去见团长解释一。最后他有些光火了。
「到第二线去解释」，他说。从他的话里我晓得前面还有一关。我虽然交涉得有些进展， 但我觉到下一个关口更为可怕。
到了第二个哨兵站，我自然又被阻住盘问，但当我说出要去见团长解释一切时，他便放我走过，到第三哨兵站。直到他们把我澈底盘问之后，才答应我们到前面的村庄上去见
团长。
我不过在两星期前才从这村庄走过，但今天却完全变样了。那时候这里没有军队。今天军队布满村中，受伤兵士正在等候向野战医院运送。兵士们抓住了我们的驴夫，逼著他输运伤兵。他眼看著要抛开他的驴子，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答应好好看顾他的驴子，并且给了他一些钱。
我们尽速地向前赶路，四个人轮流骑驴。这两位修女的刚毅勇气和不怨天尤人的精神， 使我非常感佩。
走进山道，路途渐渐狭窄，我们只好一列而行。当我们正在跋涉而登的时候，迎面走下一队共产党军队。这些都是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孩子，是刘伯诚的一支劲旅。他们看见我们很觉惊异，但因他们在急速行军中，竟没有盘问我们。
中午，我们停下来想休息一下找些东西吃，但竟很难找到。所有村庄上的住家，都把街门关住。我们到处敲门里面都答以一无所有。最后走到一个山谷里的小客店，我拿出几个钱央求一个厨夫替我们准备一点食物，并喂了驴子一些草料。他告诉我们附近已经没有匪兵，随后又给我们煮了些热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下，立刻又动身赶路。我听到后面有吠声和脚步声，回头看时，是那位驴夫赶了上来。他的驴子就是他的全部家产，
他的生活全靠这头驴子。
那天晚上，我们又到了清河岸边的涉县。我们从早晨到现在，已经走了三十英里，都感觉疲惫不堪。整个乡村都住满共产党军队，我们找遍客店，都告碰壁，连在坑上挤著睡的地方都没有。安森尼和两位修女留在后面，我一个人踱出村口，走到一个靠山边的小房子。房子旁边有一个小佛龛，烟气燎绕，香昧袭人，我晓得这是个中国旧式家庭，于是上前叩门。
一个老头儿含笑走出，彬彬有礼，多少日子以来心情上首次感到这样轻松。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佛门子弟」我说道，「你是个善人。你可以让我们借宿一下吗？我们一共五个人──两位女人，两位男人，还有我。」他的面色有些为难。
「我欢迎你们，」他说，「只是地方成问题。在我小房子里面只有两间屋子，一间是我和我的太太住一间是驴棚」。
我考虑了一下。 「你能不能让那两位女人和你的太太睡在一个屋里呢？」他点了点头。
于是我提议把他的驴和我的驴都牵到院子里，因为那天夜里天气还好；他，安森尼，驴夫和我都睡在驴棚里。
他非常高兴能这样帮助我们一下。
同时，当我们启程北上的时候，雷鸣远神父便在姚村遭到危难。我们离开姚村两小时后，共产党开始攻击，雷鸣远被俘。共产党的情报已经获悉他和另一个外国人在一起，他们向他问起我的下落，但是他只能据实说是不晓得。但是他们推断我一定是向北走去，便派人追赶，但因我们老早动身，赶路很快，他们始终没有赶上。我们当时根本不晓得他们在追我们，直到好久以后，当我们听到雷鸣远神父的被俘经过，及共军在山里消灭政府军队以后，我们才晓得当时的情形。
政府军队被共产党消灭，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些军队准备从山西南部开往河北，穿过太行山打开了一条通道，以使后面的国军能够进入河北省向日本军发动全面攻击，并在顺德附近切断日军平汉路的补给线。张荫梧将军已经在河北省组织起民团，在沿铁路线一带牵掣住日军达两年之久。张荫梧必须保住交通线。那样他便须控制住河北和河南间的山路。当这计划完成时，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兵力两万，驻守山路的南端，正好通到河北省平原。他把军队分驻在村庄和山头的堡垒里。
山路中间直到河北边境，由鹿锺麟将军驻守．兵力也有两万。南端便是孙殿英的新五军，兵力也有两万。
共产党晓得，如果他们能够切断张荫梧和这山路里三军国军的联络线，此后他们便可以阻止住任何其他国军的推进，这项计划实现后，他们便可以逐渐压迫沿交通线对日作战的游击队，而获到整个华北的控制与扩展。共产党很晓得中国一句古语的意义，「控制住山地便可以控制平原。」
他们这项策略很简单，但很毒辣。当他们看到国军集中到山道以后，他们便派些机智而善辩的官员与国军将领商讨如何合力进击日军。那时候刚好是正式被认为共军及国军都
具有同一目的的期间；当共产党的野心尚未表面化的时候，内战只是零星散漫的，而不是公然叛逆，共产党最后的叛逆行动，直到各方面环境，人力，时间和地点都配合适当后才爆发起来。
这些共产党都有些口若悬河的本事。他们提供人力，技术和经验，只要求与国军武装兄弟并肩对抗中国敌人──日本。他们装出热诚和恳挚，一再提出这种要求。
他们的要求被接受了，他们把一部军队开进山地，驻守在九十七军和鹿锺麟军队的中间，他们的训练和良好举动消除了任何的猜疑。随后到了计划的适当时间，他们突然在三月七日向国军发动猛袭。他们先集中兵力袭击第九十七军，当这军兵力几乎全被消灭后，再于三月八日迅速引还，袭取并消灭了鹿锺麟的军队。
三月七日我们在林县听到共军袭击国军的消息，雷鸣远神父率领他的工作队和安森尼和我离开了林县奔向孙殿英的总司令部。孙殿英并曾告诉我们他将在九日夜间命令集中兵力突围。
但是共产党预料到这一点，当他们以闪电方式消灭了山道北端和中部的国军时，立即迅速南向在九日早晨突袭孙殿英的部队，时间正在我们离开总司令部向雷鸣远神父作最后告别后的两小时。
第五军也被共军击溃，几乎是全军覆没，和九十七军及鹿锺麟的河北军遭受同一命运。 一九四○年春季那两天的血战中，共产党几乎屠杀了他们自己的六万同胞，而日本军队却是安闲地驻在不足五十英里外的地方。
这是对蒋委员长的重大打击，因为这是共产党不打日本而叛逆国家的首次大规模袭击国军的暴行，他对国共联合阵线所最担心的事情竟不幸发生了。那时他又看到，长江下游的新四军已经渐有不法行动。但他对太行山的共军叛逆仍保守缄默，因为在传到国外时，这乃是可耻的事。
如果蒋委员长在一九四○年把共产党叛逆行动的真况予以公布时，历史也许要改观。但是他没有说出，而共产党便更肆无忌惮。虽然共产党同意把新四军维持原有的五千人数，
但到了一九四○年中间，兵力已经扩展到一万三千。
雷鸣远神父被俘四十余天，于四月末被释放。共产党不承认他们俘掳雷神父，蒋委员长晓得他们在撒谎，坚持要求释放，并通知朱德，如果他不遵令释放雷神父的话，他便要派军去攻击刘伯诚的军队。在这种情形下，朱德才命令释放了雷神父。
这时雷鸣远神父一个人住在林县，身旁只有几位教友伴随。他的两百名医疗工作队已经分散了，有的被俘，有的遇害。他虽然病体很重，还从淋县步行到洛阳，进入一个医院疗养。又因在被捕时遭受虐待，毒瘤病发作。六月十三日，蒋委员长派专机把他接到重庆，六月二十四日逝世。
所有这些情形，我直到好久以后才获到消息。我只晓得当我们急急返程的时候，我们是处于危险情形中，我们在三月十二日走出山路抵达磁县。现在我可以直往顺德──我的脚踏车还存在郊里──不必像来时因为要到处打听雷神父下落而必须盘行山路了。我打发了驴夫和他的驴子，带著两位修女和安森尼北上，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前夕抵达顺德。我们在那里没有耽搁多久，当我们把两位修女安置在修道院里以后，便启程，于复活节星期日返抵安国。春天带来了新鲜和欣欣向荣的景气，农夫已经在田里做工，大地上充满了春的气味，有时候我们几乎竟忘却周围还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