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鹏的指示，李锡铭、陈希同以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开于动乱的实质的报告，这份报告于六月一日送交给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在为天安门清场提供一个合法而必需的依据。这份报告对事态的判断和估计远远脱离了客观实际，把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描绘成试图进行武装夺权的恐怖分子，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一极少数人要进行反革命暴乱，这无疑为即将采取的不惜以武力进行清场找到了最好的藉曰。现摘录报告的主要内容。
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
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的象徵，是中国西向世界的一个窗曰。一个半月来，特别是戒严令发布后，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政治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其用心十分清楚。
第一，把广场作为与党和政府进行最后较量的指挥中心。五月二十五日，北师大贴出署名衅兵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称广场已成为面民主爱国的旗帜，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震中和心脏，提出广场的学生队伍不能撤，不然就意味着学生运动自动地取消了作为先锋队的标志，二俎样，不仅使已经树立起来的大学生的权威和号召自消自散，也使各界、各层人民自觉地产生的保卫学生的行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这更不利于这场民王爱国运动向全国扩展。二十七日，贴在北师大的另一张大字报提出，召简天安门广场队伍，使其组织更加严密，指挥更有效率，行动更加迅速，继续发挥它的核、心阵地作用和信息中、心作用。可见，极少数人就是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忧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日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干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戒严期间，拼凑敢死队去城外堵截戒严部队，调集痞子冲击公安机关和新闻单位，召开新闻发布会，罗致飞虎队四处联络，等等，无一不是极少数人在天安门广场策划和指挥的。
第二，继续把广场作为反革命舆论中、心和谣言制造中心。在广场上午，由极少数人非法架设的高音喇叭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进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推翻现政府的反革命宣传；反复播放美国之音和港台一些报刊、电台的反共反华宣传和歪曲报导。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幕后策划者和敌对分子也通过广播为喜同自联等非法组织撑腰打气。广场不时传出种种蛊惑人心的谣言，诸如一些老同志反对戒严、要求退党、部队内部在戒严问题产生尖锐分歧和对立、万里回国后被软禁等等，无一不是从广场传播到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借以继续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
第三，以天安门广场为基地，不断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策划在广场制造流血事件，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他们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会儿在广场建立所谓自由寨，一会儿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一个什么女神像，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这个女神像是高自联要求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做的，开始叫自由女神，后感到太露骨，改称民主女神。最初只说在广场放一两天，但是在树立时宣读的《民主之神宣言》中只字不提撤离的事，反而叫嚷这百疋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破坏的行动，人民都是绝不会答应的。极少数人策划和组织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是要使广场成为动乱的第线指挥中心，成为反革命舆论的宣传中心，成为各种敌对势力的麋集地，成为向党和政府发起新的攻势的基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在戒严令发布后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
戒严令发怖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提出了新的具体纲领，最主要还是两条：一是取消戒严令；二是罢免李鹏，杨尚昆、邓小平下台。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中央人民政府，其颠覆政府的罪恶用、心昭然若揭。为了实践这个目标，他们利用政府和军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高自联号召北京以至全国学生全面罢课，全部离校，全民宣传，一些学生接受：同自联一的安排，拿着高自联发放的钱，带着标语、传单到北京的工厂、农村、中学煽动罢工、罢课，掀起一反对戒严和打倒李鹏的鼓噪，不少人还串到外地活动。
一些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迫不及待走到前台亮相，直接拼凑或公开支持各种非法组织，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后，又相继成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吐谛队，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尼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份头头开会，提出退出天安门广场的六项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
在极少数人的组织、策划下，五月二十日宣怖戒严后，北京的大大小小游行示威活动一直没有间断。据不完全统计，至五月三十一日，参加游行示威的单位有：高校六十一所，新闻出版单位六十二个，中央、国家机关和单位一百一十二个，民主党派四个，还有外地三百三十二所大专院校的来京学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的所谓台都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联合游行示威，二十五日的所谓孓市环城大游行，二十八日的所谓孓球华人大游行。但是，参加游行的人数一次恍一次少，越来越多的学生对游行感到厌烦，不愿参加，尽管各校日治会的广播仍在拚命鼓动，但上街游行的学生还是稀拉得很，松散得很。
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群众失去了以往的激情，更由于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首先发难，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演伟起而响应，在他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徵询意见函。他们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或将几次不同日期、不同内容的签名者拼在一起；或不讲真情，欺骗别人，或盗用名义，强加于人，以达壮其声势，胁迫人大常委会接受他们＊建议的目的。严家其、包遵信还在香港《明报》发表什么《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在极少数人的煽动下，一时间，要求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取消戒严令、罢免李鹏、杨尚昆、邓小平下台等口号此起彼伏，气焰十分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
海内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给动乱以大量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这场动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海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直接、间接插手其间，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以大量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美国之音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对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每天用三套节目，花十多个小时进行造谣和煽动，美国、香港、台湾的一些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这场动乱的歪曲报导，为极少数的所谓民主精英提供舆论阵地，发表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讲演、文章。美国、英国和香港一吐人，给了一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元。这笔钱中的一部份用于购买帐篷、食品、电脑、快速印刷机和先进通讯设备。据了解，广场每日耗资约十万元。一部份钱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可得到三十元的报酬。台湾一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十万元台币。国民党的一个中委发起募捐一亿元台币，设立所谓一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会。目前，高自联已接受海外捐款超过一千万元。国内四通公司等单位也给予了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被称为赵紫阳同志智囊团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也在戒严令发布后暗中向：同自联送钱。这是发人深思的。
正是由于海内外敌对势力和一此组织与个人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使：同自联等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强占天安门广场，酝酿着更为严重的挑衅事件。
为结束广场的不正常状况，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未能奏效
北京部份地区实行戒严后，依靠戒严部队、武警、公安干警和广大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的协同努力，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北京市红十字会连续三次派人做静坐学生的工作，希望他们顾全大局，撤出广场。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多次派人同广场静坐的学生代表接触，劝说他们撤出广场。他们也表示，滞留广场的许多学生也愿意撤出广场，经过工作，有撤出的可能，但有极个别人扬言，谁要和政府签成撤出的协议，就干掉谁。事情未能办成。
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和教师，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到广场做动员说服工作，不少学生听从劝告返回学校，但其中有的学生返校后不久又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各省市也都派人专程来京，劝导外地学生返回本地。
戒严部队官兵也多次与学生进行座谈，交流对形势的看法，规劝他们从国家大局和民族利益出发，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
但是，所有这些工作收效甚微。由于极少数人的煽动和海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广场上仍有不少学生在那里支撑着。事实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这场动乱，绝不像善 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自心，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党和政府进行最后较量、决战到底的。任何一厢惰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党和政府发动新的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竭力组织暴力革命
最初，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是忌讳同社会的痞子结合，同打、砸、抢沾边的。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日益感到了这吐社会渣滓的可用性，决心联合这股势力。于是，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飞虎队、敢死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五月三十日上北京日报》刊登通讯短命的飞虎队，报导揭露了这个组织在极少数人操纵下充当联络和宣传工具，充当别动队，冲击首都钢铁公司、冲击大兴县公安局和公安交通大队，夜晚扰民的事实。其十一名带头分子被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审查后，当天下午就有一些学生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抗议，最多时达千人。接着工自联三名头头被抓，当晚十一点多钟，北京大学有二三百人打着抗议政府绑架工人、唇亡齿寒等横幅走出校门，叫嚷到市公安局要人。五月三十一日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继续组织学生围攻市公安局。这充份说明，极少数人已与社会上的痞子结盟。
极少数人还积极煽起反革命武装暴乱。五月二十五日高自联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战地讨论会，决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五月二十六日，他们提出要实现军事化，分五个组到全国各地发动群众。五月三十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贴出一张题为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和分析，该文称，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要逆历史的车轮而行，就有可能使忍无可忍的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毫无畏惧地站立起来，旗帜鲜明地组织起来，组成以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其他爱国力量为主导力量的，将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来与共产党的腐朽力量相抗衡、相斗争。并己还可能是因为一旦全体人民对共产党完全失去信心的话，进而就会有可能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为方式，去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斗争。极少数人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账，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这充份说明，极少数人己经决心同党和政府作拚死的斗争，不达目的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为此，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迅速果断措施，立即平息在北京的反革命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