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日、十二日提供给中南海的二十七篇海外媒体报导中，有四篇在当时的中南海决策圈引起较多议论。下面分别摘录：
十一日纽约苏合日报》刊登题为一中国处理学运方式联合国秘书长表赞赏，文章说：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今晚在此间对中国最近发生的学生游行一事发表评论。他说，中国青年学生的热情使我十分感动，我对关心国家前途，追求理想的青年表示敬意。然而，对我而言，人权、民主的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我认为，学生的要求和中国政府的愿望实际上是一致的。而中国政府在整个学生运动中，始终未采取过激手段，使学生运动和平地结束，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十一日台东经济评论》刊登罗伯特．德尔夫斯的文章，题目是嬴府接受公众表示的不同政见。现摘要如下：
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四月底开始的这场学生运动很可能被看作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北京的领导人对学生的大规模示威采取的和解态度，表现有决心奉行使党治着重大政治改革的方向前进的方针。
党新采取的较为缓和的态度在平息这一次学生骚乱方面显然是成功的。
这场危机的和平解决发生在离中苏首脑会谈仅有一周的时候。要是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这里访问之时继续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或者要是动用武装部队来镇压学生，那将会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极为难堪。但是，邓小平现在可以因处理这场危机的惊人的平稳方式而受到赞扬了。
自从去年全面的价格改革计划失败以来，中国主张改革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守势。另外，面对公众对官员贪污腐化表现出的日益增强的不满，党似乎是消极被动的，或者不过是应付而已。
形势为赵紫阳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使得他能设法使党重新面对公开表示出来的公众不满等问题，和设法做出新的努力以求得到要求自由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要这么做，赵紫阳必须使人相信，进一步实行改革可能是加强政治稳定和恢复党的威信的一个途径。
这种态度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对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对学生骚乱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不过是一种策略。最主要的担心是，如果人们认为党屈从于学生的要求，那么、心怀不满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知识分子就可能也采用与当局对抗的形式。任何大规模的动乱都可能给党断然重新采取镇压措施。
十一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题为中国学潮带来什么影响的文章说：
此次学潮在中国已经产生了两大效果。一是中国的传统势力，包括共产党、写兀老的势力，都有地盘沉下的趋势；二是学生提出反官倒、要民主的回号切中时弊，也使当政者不得不面对现实，必须有所回应。
自治学联的出现，间接否定了全国学联和北京学联等官方组织的权威，而后者不仅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实际也是中共统治中国的基本架构。中共的学生外围组织一日通到破壤，中共的工人、知识分子组织等组织同样会面对生存威胁，影响不仅巨大，而且深远。
中共处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拙劣手法，显然就是传统的权威主义表现，而它对中共形像的破坏，对民主运动的反西刺激作用，肯定是远远出乎传统派的估计。
赵紫阳缓和了局势，但他也难以挽回《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所带来的破坏作用。从整个事件发展过程来看，中国新的形势确实需要新的手法才能对应。
十二日香港《成报》发表题为进行对话不必藉助外力的评论。评论说：
由悼念胡耀邦逝世引起的游行，仍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持续，形式与内容略有不同。游行规模缩小，次数几乎每天都有，高举的横幅和呼喊的口号多元化，显示出以这种方式表达民意，在政府的宽容下是受欢迎的，根据大陆宪法，人民有游行权利，但是各地方仍可制定法令，规定游行要预先申请，或规定某些地点不能举行游行。自四月下旬以来，北京市政府关于游行的法规，无疑是受到破坏，从建立法治社会的原则来说，这并非好现象，因为学生即使有再大的理由，也不能享有特权，游行也要依法行事，必须上轨道，否则其身不正，也就不能指责别人有法不依的行为。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本月十五日戈尔巴乔夫抵京之日，据报学生又计划大游行。如果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特意安排大游行，就很不恰当。我们认为，会晤和游行是两回事，不可混为谈。
事实，只要大陆的大学生、新闻界、作家、或广义而言全体知识分子，自信有力量可以通过游行、请愿、对话，促使政府改变现状，铲除腐败，建立廉政，就不必藉助外国元首访问时举行大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