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就在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主管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主动找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主要报社负责人进行座谈，强调了新闻报导的重要性。现根据有关会议材料整理。
座谈会一开始，这些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这几天不知被多少人骂了。社会上的人骂我们，报社里的记者骂我们。不少记者都去采访游行的学生，也到大学里去与师生交谈，可他们写的稿子都压在我们这些人手里。记者们向我们发牢骚，说。学生们现在都不愿与我们谈，都愿意向外国记者谈。因为我们不会发表他们的谈话，而外国记者会报导他们的谈话。我们不知道如何掌握对这次学潮报导的分寸，希望中央拿出明确意见。”
胡启立说，“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报社主编有权决定可以报导什么，或不报导什么。不一定事事都要请示。”
在谈到如何报导这次学潮的问题时，芮杏文说，“我们的新闻战线的确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不能几十年一贯制。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但是新闻改革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的原则，新闻报导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失实。”
在回答有关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处理一事时，胡启立说，“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是报告过中央的，中央支持上海市委的处理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胡启立、芮杏文表示愿意就新闻改革问题与记者进行对话。无疑，这次谈话，给原本十分沉闷的新闻界带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报社总编辑的胆略比原先要大一点了。
面对胡耀邦逝世以来规模最大的“四．二七”北京学生大游行以及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李鹏感到十分难堪。他原本以为社论的发表可能起到平息学潮的作用，想不到事与愿违，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面对这一局面，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一些中共元老纷纷向李鹏等人询问情况，要求作出新的对策。李鹏想到必须做三件事：再发一篇社论，再发一个通知，再开一次会议。
二十七日下午，李鹏与袁木谈话，要求袁木再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李鹏说：“社论的主题就是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就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根据李鹏的指示，袁木起草了《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并于二十八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袁木在文中对大学生们说，“一切单纯的善良的青年学生，都应当懂得，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事件中，往往是鱼龙混杂，居心叵测者正等待着你们的感情冲动和行为失当而混水摸鱼。”“如果听任各种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小字报满天飞，如果听任各种‘夺权’和‘抢占’蔓延，如果到处罢课、串联，我们的国家很可能又将陷入一场全面性的动乱。”语气比“四．二六”社论略有缓和，但仍然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难以让学生接受。
李鹏的第二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李铁映，询问国家教委的对策。李铁映说，“我已经告诉何东昌同志马上再发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广泛深入宣传中央的有关精神和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同干部、教师的对话以及在适当时机开展同学生的对话，对学生串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特别要防止有人到中小学串联和煽动闹事。”李鹏说，“《通知》中一定要强调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二十八日，国家教委向全国教育系统发出了第六个《通知》。《通知》说，“当前北京的局势仍很复杂，一些学校不时出现大小字报，蛊惑人心。特别是还有相当一部份干部、教师的思想认识还没有统一起来。特别是对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言行尚待揭露的情况下，群众对社论不易完全理解。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到稳定学校局势的工作，特别是统一思想认识的工作仍然十分艰巨。“《通知》还说，“这场斗争是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有一定策略的人，在国外势力的配合下，经过相当时期的准备挑起来的。他们制造这场动乱是有长期准备和预谋的。我们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根据当前的情况看，北京局势的平稳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工作十分艰巨。”
李鹏经与杨尚昆等商量，决定于二十八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就如何平息学潮进行部署。为了更进一步向中央政治局反映北京高校的“严峻局面”情况，李锡铭、陈希同决定在二十八日上午召开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寻求对策。
二十八日上午，北京市委召开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一开始先由北大、清华、政法、人大、北师大等院校负责人介绍情况。这些高校负责人反映，二十六日晚当学校得知第二天学生要上街游行，便动员党团干部去学生宿舍进行劝导。北大“学生自治会”五名头头曾表示“我们可以不组织同学游行，但同学们执意要去，我们还得出面组织。”政法大学领导与“自治会主席”周拥军谈到凌晨三点，周同意不搞游行，学校为他提供一辆车，让他去通知北大、人大等校学生，但周未实现诺言，第二天仍上街。清华“和平请愿委员会”曾于二十六日晚宣布解散，但深夜十一点又传出成立联络组的消息。总之，现在学生是反反覆覆，看来不达到和中央对话的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针对这些情况，很多高校领导建议：一是中央应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等现象，干几件漂漂亮亮的实事，这样群众的情绪才会安定下来。同时，还要把学生中忧国忧民的合理情绪和动乱分开，否则会失去一部份群众。二是中央有关领导应该出来和学生见面，让他们发发牢骚，耐心听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也可能使学生平静下来。三是现在学校与学潮组织者谈话时口气都较硬，对他们提出了开除学籍、开除团籍等严厉警告，但是这些校纪、团纪处份今后能否实现，学校很担心。如果兑现不了，将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他们希望上面有个明确的尺度。
在听了高校负责人的汇报后，陈希同对平息学潮作了进一步安排：一，各学校回去要总结经验，根据《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精神，找出差距。
二，要千方百计争取中间群众，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时也要同学生开展理论斗争，从理论上说服他们。
三，如果再出现游行事件，继续采取克制态度，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分化削弱他们的力量。这样做，不是政府软弱，而是从稳定大局考虑，如果在游行中真有人受伤了，让他们抓住了把柄，对大局不利。
四，解散非法学生组织。若他们又重新组织，则继续解散，和他们开展拉锯战。
五，积极分子也应贴大字报，把他们的大字报盖住。
李锡铭强调：“要把这场斗争作为政治斗争来看，现在有些同志思想还不转过来，应尽快转过来，特别是党内同志要头脑清醒，不要被学生搞得乱七八糟。”
二十八日上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李鹏主持下召开。这次会议，尽管没有出现大的原则分歧，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却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在赵紫阳出国期间中共高层对学潮的看法并不一致的。现根据会议纪录予以综述。
李鹏：“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在全国人民头脑中敲响了防止动乱的警钟，对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采取了预警措施。这对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北京的局势很有利。当然，一些教师、学生、社会上的群众对社论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一些干部的思想也还不能统一到社论的精神上来，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当前的形势。这场动乱是由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勾结国外反华势力进行长期预谋和准备的结果，是蓄谋已久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份认识到这场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接着，陈希同汇报了上午北京市高校负责人会议的情况，何东昌汇报了全国学潮情况。一些政治局委员争相发言。
杨尚昆：“我看了一些材料，不少人对社论中的“动乱”和“严重的政治斗争”的提法有意见，认为定性过高。我看，他们对社论中的提法有意见主要是没联系上下文看，社论中的“动乱”是在列举全国各地一些不正常现象后提出的。这需要我们在适当场合作出说明。我认为绝大部份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对学生的行为总的是要疏之导之，不能压。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学生上街游行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昨天这么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我们都没有强行阻止，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克制和宽容。但是，一定要让学生知道，安定团结局面的来之不易，一味地游行、罢课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很可能还将走向事物的反面。”
乔石：“仔细分析，学生由悼念耀邦同志到最近的连串行动，有不少是出于一腔热血，为国担忧的。学生提出的口号中，有不少是与中央一致的，例如惩治腐败，加强廉政，重视教育，依法治国等。但是，学生们的行为缺少理性和冷静，不少人随大流，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快与学生开展不同层次的对话，增加透明度。”
杨尚昆接着说：“乔石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应该要求各地各部门与学生乃至教师、工人等开展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对话。北京可以带个头。”
田纪云：“但次学潮在群众中同情、支持者为数不少，这是因为学生所提一些回号在群众中很有吸引力，容易与学生形成共鸣。所以，中央通过这次学潮也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乱？有个别坏人利用学潮这不可否认，但是中央自身的毛病也给人以把柄。现在社会上到处流传什么太子班、秘书班、女婿班在掌权，老百姓一听就心寒了。党的威信已经降到了很低点，不端正党风，就不能消除腐败，动乱仍不可避免。”
薄一波：“学潮发生以来，国外对我国的政局进行说三道四的又多起来了。我刚刚看了昨天的《远东经济评论》，有一篇题目叫《中国改革的前途》，说今后十年中国可能出现的十种前景。其中九种前景都是可怕的，只有“加速激进的改革”才是光明的。而加速激进的改革就是要我们实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言下之意，中国现行的改革没有出路。国外大量散布这种论调，目的是给学潮鼓劲，搞乱我们的党心、民心。”
宋平：“确有一些人想利用这次学潮反党反社会主义。方励之在二十五日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鼓吹说，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就应当抽走它们的资金。真是厚颜无耻、赤裸裸的卖国。”
陈希同接着说：“北大的民主沙龙的幕后指使者就是方励之和他的老婆。他们公开把矛头直接对准小平同志，污蔑小平同志“垂帘听政”，在这次学潮中造成很大影响。我在前几天的会议上，专门就这个问题向北京高校负责人作过说明。我说，小平同志在党内外、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关于小平同志与中央政治局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三大曾有过明确规定，小平同志虽然不担任党内领导职务了，遇到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仍然可以向他请教。小平和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大家听了我的解释后，认为这有利于澄清是非。”
姚依林：“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学生们是带着历史的使命感自觉参与这场运动的，并无人在背后操纵。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李鹏接过话题举例：“除了方励之夫妇，还有西单墙时期的一些非法组织头头，还有从美国跑来搞签名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帮学生出主意，一些新闻记者也开始为学潮鼓劲。在北京高校，每天都有一些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在校园出入，约见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出谋划策。还有，国民党在二十六日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决定，公开支持这次学潮。这说明，这次学潮的背景已越来越复杂了。”
李锡铭：“这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公开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向合法的校团委、学生会夺权，得到了一些反动势力的支持。前几天，法新社记者采访了北师大一个叫吾尔开希的，这个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只有二十岁，维吾尔族人。经了解，他在北师大读书，学习成绩是班上最差的。这样的人，懂得什么叫策略？还不是有人背后帮着出主意。这个吾尔开希狂得很。以，我们要尽快揭露这些人，让人们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
杨尚昆：“听外交部反映，最近一个星期，海外对这次学潮已越来越关注。先是一些留学生表示关注。如美国波士顿地区留学生二十四日已到我领馆前进行示威，已宣布成立《中国学生团结联盟北美分会》，陈军、胡平等人发表“至全中国大学生公开信”等；二十六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第一次就学潮发表评论，对我们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表示遗憾，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私下里向我使领馆了解我国的政局动向，希望我不要采取严厉措施，香港市民也密切关注这次学潮，并将我们如何处理这次学潮与香港回归问题敏感地联系起来，徐四民（政协委员）、廖瑶珠（人大代表）等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谈话，呼吁政府与学生早日对话，不要对学生采取武力。“四．二七”学生游行，我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阻止，国际上反映是比较好的。”
胡启立：“随着学潮的持续，新闻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些报社记者写了不少有关学潮的报导，都被总编们压着。一些记者心里有气，说他们遭到学生骂是替别人受气。已经有不少报社负责人向我反映了这个问题，感到有压力。《科技日报》、《农民日报》、《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一些记者已越来越强烈地呼吁要求进行新闻改革。《世界经济导报》遭整顿后，全国新闻界反应非常强烈。刚刚得到消息，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如吴祖光、严家其、戴晴等三十余人正在散发题为《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当然，我们支持上海市委的决定。同时，我们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与新闻记者进行对话，并适时地进行新闻改革。”
李铁映：“但次学潮还在进一步发展中，一些大学生已经到北京市的十四所中小学进行串联，要求中小学生也上街游行，这种情况非常可怕。教委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切实加强对中小学的工作，严禁有人到中小学串联。与以往不同的是：一，这次学潮不仅仅限于北京一个城市，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都出现了学生游行；二，非法学生组织正试图从北京向外扩展，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性组织，取代已有的合法的全国学生组织；三，学潮不仅得到了反动力量的支持，也得到了一部份民众的支持。所以，对这次学潮的处理难度很大。正象李鹏同志所说，要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会议认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会议决定：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安排，于二十九日下午，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学生代表进行座谈对话。三十日下午，由李锡铭、陈希同等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同时，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负责人与学生开展不同层次、多渠道的对话。袁木、何东昌列席了这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