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安全部、新华社报送中南海的三十六份关于社会各阶层对社论的反映，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于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份报告对社论持全部肯定态度。这些报告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这里仅摘录那些高校党政负责人的意见。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贺美英说：“社论把一些学生推了过去，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学生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觉得中央的决定来得突然，定性有些一边倒。”北京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古平说“社论采取一概否定和简单化的做法，不实事求是。”“北京大学团委书记说，“中央的决定失去了与学生对话的余地，学生的抵触情绪很大。”
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说，“社论发表后，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使问题深化了。社论对学生游行性质说得很严重，说是‘动乱’，既然是动乱，就要旗帜鲜明地去反对。但是，我们对学生始终采取保护态度。因此，不仅是我，我们的教师普遍都感到了压力。”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永庭说，“社论对学生是高压政策，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有可能把学生往对立面推。”
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炳元说，“社论有它虚弱的一面。读了社论，联系到党内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总觉得没有攻心之力。”西南财大党委书记王永锡说，“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西安交通大学宣传部负责人说，“社论发表后，现在有部份教师，包括一些老教授同情学生。学校要求授课教师和辅导员深入到学生中做思想工作，且很难落实到人。全校组织学习社论的会，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不来开会，有的教授一听开会连门都不开。省电视台组织部份教师座谈，有的辅导员竟公开说，“学生上街游行是合法的”、“你们能撕掉大字报，但撕不掉入心”。”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陈绍炎说，学生运动应与动乱分开谈。社论中的“阴谋”，在掌握确凿证据前不应该这样讲。学生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党风、政风。武汉学生的游行，我看是规矩的，不是动乱，也不是有人操纵的，而是自发的。”
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卓斌说，“我认为，社会需要安定团结，但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团结只能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更大的不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