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从中共开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后，民主力量在两个方因仍然获得了相当的进展。一方面，一部份知识分子继续走体制内改革之路，成为当权的改革派系的智囊；另一方面，则是知识界精英进行着广泛的社会启蒙工作，大力宣传民主政治和人本主义。两股力量在各个领域向政治保守势力、旧体制、旧意识发起挑战，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值建国四十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年之际二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这无论对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的。
一月二十八日，一批在社会上 有相当影响和地位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北京西便门的都乐书屋，开始发起新启蒙沙龙。国家安全部向中南海的《电话摘要》记述了这一经过。兹摘录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批有相当社会地位和影响的理论工作者在都乐书屋聚会。会议由来自上海的著名文艺批评家王元化主持。会议开始不久，即由苏绍智介绍最近考察束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随后大家主要围绕苏绍智的发言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讨论。晚八点左右，异议分子方励之来到会场，并即兴发言，方说，最近，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并说共产党斗，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过去我想到在党内斗，所以我在科技大学就让研究所所有的人都入党，现在看这种方式不行。现在我们要从党外、体制外进行斗争，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方的发言完后，没有人接着方的发言继续。约二十分钟后，散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中有苏绍、王若水、李洪林、吴明瑜、于浩成、金观涛、张显扬、包遵信等，老同志童大林、胡绩伟、李昌、李锐、秦川也参加了这次聚会。有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外国记者在场。
二月十三日，由诗人北岛策动北京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联名公开致函卡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呼应方励之的一月六日公开信，参加签名的有吴祖光、冰心、张洁、吴祖湘、汤一介、张岱年、严文井、冯亦代、萧乾、金额涛、李泽厚、庞朴、包运信、苏绍智、王若水、陈军等共三十三人。此信全文如下：
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牛于一九八九年月六日致邓小平宇席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昀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昀。
二月十六日，留美学者、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昀信和三十三人的联名信。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在看到三十三人联名信中有她的好友、老作家冰心的名字时，说她糊涂了。二月二十一日，冰心在接受相港《晨报》记者采访时，就此作了解释，说自己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签名的。
二月二十一日，陈军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把魏京牛等人大放问题列入全国人大需委会议事日程，并以民主方式作出结论。二十三日，陈军与北岛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一九八九大赦工作小组。公安部的报告指出，据一些签名者说，陈军用蒙骗的手段徵得了一些人的签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这么多人联名上书，更是第一次公开宣布成立组织要求政府大赦释放政治犯。必须密切注意这一新动向。
二月二十六日，由胡绩伟主持，在首钢召开中国民主问题研讨会，许良英、于浩成、李洪林、张显扬等六十余人参加。会后，由许良英发起首都科教界人士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并领导人，呼吁加速政治体制改草。参加签名昀有钱临照、王淦昌、施维岚、叶笃正、汪容、于浩成、张显捣、李洪林、包遵信、吴祖光等四十二人。此信主要内容如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确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进中遭到严重障碍：腐败成风，官倒猖撅，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我们这些长期战斗左斗研、教育、文化第一线的老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本着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以赤诚的爱国心，恳切地向你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画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经济改草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必要保证。只有实现民主化，人民才能充份发挥下动性和积极性，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困难，全国人民会乐息共同承担，通过群策群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且，实现民主，在广大人民的监督和有效的舆论监督下一为政清廉才有可能实现。
（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
（三)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
（四)对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却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应予以必要支持，尽可能增加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此车，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
公安部的报告指出，事态的发展和影响在进一步扩大。同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方励之题为《在人权标准上停在双重标准吗？》的文章。文章指出，一出于双重的目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双重标准。具体地说，他们采取的双重标准就是，到苏联和东欧的人权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同到中国的人权事件所采取的态度不一样。他们对前者表示关注，甚至使这个问题成为对外政策问题中的一个首要条件。但是，对后者他们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采取什么行动。这种仿法不仅表明了一种错误态度，而且根本不符合人权精神。在争取人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仅必须反对完全无视人权的事件，而且必须反到对不同国家采取双重标准的概念。我们必须为使一种人权概念适用于所有国家而斗争。方励之文章的中文稿当日被发送到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李先念、王震等认为方励之已失去中国人的起码人格。
三月十四日下午，为庆祝《思想者》创刊号的出版，陈奎德、王炎等人邀请三十多位北京知识界人士座谈，北京市安全局获知这一消息后，到前门饭店予以阻止。会议最终取消。而参加会议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则徵集与会人员，并在会后再徵集有关人员共四十三名，在她准备好的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呼应三十三人联名信的公开信上签名。此信全文如下：
值此国庆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建国以来的惯例，大赦一批在押人员。前不久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吁请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了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
据公安部的报告，戴晴、苏伟等四十三人发表此信的目的是出现第一批和第二批签名者之后，官方舆论在愚弄百姓，欺骗人民。我们对这个局面表达极大的愤慨。是完全被激怒而签的。
国家安全部的有关报告称：据一些签名者私底下说，这三封信的内容无多大实质性的区别，三封信与一封信的作用相同，一些签名者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自己的声音，生怕被人忘却，放在第一或第二封信中没有签上名后就再发动新的联名信。这是一些人的虚荣性所致，其实并不是想真正促进民主，而更多地带有功利目的，想以此扬扬名。不知道这样的联名信还会出现多少。还有一些签名者说，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发动昀签名是靠卑劣的欺骗手法实现的，沾污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一些签名者对此感到反感。
为了确保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全国政法系统尤其是北京市政法部门一定要密切注意各种社会新动向，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