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八年底开始，国外舆论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大多侧重经济方面，总体认为中国发生动乱的可能性极小。其中，有一些报导的观点在中南海悄然流传，甚至引起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重视。
如英国每日电讯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日发表中国事务专家格雷厄姆．哈钦斯的文章《现代中国能够摆脱毛的遗产继续前进吗》，文章说：十年过去了，变得明显的是中国在这十年中遇到的是问题而不是成就。共产党领导人发现，从国家计划向市场经济的长征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加吃力。因此，在庆祝改革开放十周年的时候不是高举旗帜举行游行，而是采取旨在重新确保对经济实行控制和减少市场作用的强硬措施。
哪里出了毛病？造成当前困难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经济的，但是面对北京的真正危机是政治的。这是一场政治结构和权力的危机，如果不加以解决，它必然会危害中国的振兴大业和香港、澳门甚至还有台湾的统一。
中国今天这种失败的结果是：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过去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指责。国家和经济力量集中在千百万党政干部手中，他们以光怪陆离昀企业家技巧列用他们的权力在不完善的产品和市场上大显神通。
不幸的是，中国式的官僚资本主义没有受到诸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或者支持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德国迅速发展的使命感这样的民族主义原则的扼制。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泉和德国及日本一样深，但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无所作为的共产党不再知道如河挖掘这峻源泉，而一个对口号厌倦了的人民也不知如河对民族主义做出反应。
如果说，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一场政治文化革命的话，那么现在是时候了。北京现在是一个不能希望用进行改革的口号、标语或赞扬来填补的意识形态和伦理真空。
这一十分深刻的转向削弱了党一向在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的基础。然而，从其表现来看，党继续过去的作法，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似的，差不多对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干预，并对开发真正的政治替代办法加以阻挠。邓及其盟友自信地说，如果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并保证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它会很快找到建立权威的新墓础。他们很自然不鼓励人民去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党只是把中国从它自己制造的一场危机中挽救出来，在它统治时期，它没有取得一个能干的、奉行改革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可能会取得的成就。换句话说，真正政治辩论的盖子必须捂着。
因此相互矛盾的是，一方面人民经济生活的选择扩大了，而另一方面政治生活仍然是荒唐的。中国领导人还没有懂得：没有公开性的改革是不可能导致名符其实的民族振兴。在某一点上，正如马克思本人也会说的，中国过了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不得不让位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保证这一点早一些实现。在邓已经八十四岁，而且又是一个继承危机正在隐约出现的时候，中国似乎缺少能承担这项任务的领导人。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美国《落杉矶时报》发表了爱德华．加根《中国经济改车流产，经济放任自流，没有人对此注意》的文章。文章说：
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上个月宣告失败。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件事。该计划是在中国高级领导集团内部进行了激烈辩论之后破产的，这使中国失去了指导其经济的连贯的整体政策。现在，中国领导人不是在坚定地重整它的控制过严、结购不合理的经济；而是在手忙脚乱地用象徵性的拇指堵住千疮百孔的经济堤坝。
……
上个月，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甚至为稳定物价而作的这种努力也失败了。中国发坦自己缺乏一项指导经济的政策。看来，问题的核心是，实施这吐面策要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正如中共首脑赵紫阳在布希总统在北京短暂逗留期间所说昀，不少人对改章所遇到的困难缺乏充份昀思想准备。事实上，这位共产党苜脑承认，某些领导人认为改革应该走回头路。
目前还不消楚，政策的这种突然解体从长远来说刘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领导人坚持认为，它只是把改革推迟两年。但是，这却给中国留下一个混合的物价体制，有些方面是自由的，有仕元面是受控制的；这种物价体制使政府官员贪污成风。与此同时，中国已进入缓慢的、无人掌舵的放任自流状态。
一九八九年三月下旬，新华社一位高级记者在华盛顿参加坦界传播媒介会议之际，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哈里．哈丁进行了私下会谈。下面摘录新华社《参考消息》的有关内容：
哈丁说，他对目前中国昀国内局势待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他的判断是建立在中国领导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的。这位四十三岁的研究员说，我对相港报纸报导的有关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报导感到关注。在目前的时刻更换中国领导人，对目前的改章将是一场灾难。不少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一旦邓谢世，中国政局可能会出现动乱，至少将叫人摸不着头脑。
哈丁表示，他对中国目前紧缩政策以后的结局不太清楚，但也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悲观。
谈到中美关系，哈丁说，原先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共同反对苏联在亚洲的进展，由于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的改善正在消失。此外，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在经济方面的竞争，而不是地缘政治力旦里的平衡。因此，经济关系将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哈丁认为，尽管中美建交已经十年，但两国还并不十分了解，因此有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摩擦还是发生了。特别是有关人权方面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他说，如果处理不好，人权问题有可能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二大障碍（第一障碍是台湾问题）。因此，中美两国政府都要谨慎处理这个问题。
哈丁说，最近美国官方向他咨询时他提出了对华关系中应注意的几点，已引起布希总统的重视：
美国人对中国改个中出现的周期性现象，即时而紧缩时而放松的情况不必过份反应。因为这种现像是会经情出现的。这就意味着当中国准备实行资本主义或者摒弃马克思主义，改革出现高潮时，美国人不应该大肆吹捧赞美；同时，当中国改革出现挫折时，美国人也不必惧怕中国将经历另一场反右运动或另一场文化大革命。总之，我们要着眼于长期的发展趋势，而不要夸大一些具体事件。
美国不应该明确支援中国的某些组织或某些派别。如果我们暗示我们赞成中国那些自称亲美派或激进的改革派的人，这也将是非常不明智的。无论怎么说，这会有反作用的。当然，我们应当同那些组织保持接鲷。但是我们应该同那些准备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国家并同邻国和平相处的那些人一起工作，而不光是那些我们所认为的同情美国昀或是彻底支援改革的人。
此较说来，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够复杂的，也是捉摸不定的，因此，对美国来说，支持某些特定的人甚至包括那政治权利受到侵犯的人，都不合适。此较适合的是美国政府可以把一些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发展趋势，而不是替哪个群体的人摇旗呐喊。
最后，除非中国国内形势有很大的倒退，我们应该避免正式和公开地谴责中国。国会也应该通过正常的听证会和报告来表示对中国人权形势的关心，而不是信口乱说。政府部门也应该继续发布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年度报告。而一些私人和组织则可以继续注视中国政治和法制情况的演变。美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也应该向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表示对这方面问题的关心。但是，国会通过正式决议，总统发表公开声明，看来坏处多于好处。
哈丁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应该了解美国社会多元化的特点。例如，美国政府不能控制或阻止人权组织或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批评，它们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政府的观点。
哈丁建议中国政府在判断美国的立场时，把国会、传播媒介和非政府的组织同行政机构即美国政府区分开来。同时，中国方面应多与美国国会议员、新闻界人士，右翼团体保持良好的接触。